作者：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宋学民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既壮丽辉煌，又艰辛曲折。党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在严格的自我净化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勇敢的探索实践中不断实现伟大梦想。

纠正党内各种错误，使党的事业在正确轨道上前进

在党的历史发展中，面对出现的多次危机，我们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而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又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显示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优秀品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博古、李德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20世纪60年代，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不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保持党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不断自我净化，清除腐化变质分子。

1937年10月，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针对这个事件，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身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必须处以极刑。另一种意见认为，以其所犯罪行应该处以死刑，不过，黄克功资格老，少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长征，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关头，可让他上战场去杀敌，将功赎罪。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最后判处黄克功死刑。在黄克功案件中，毛泽东的态度十分鲜明。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他在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1952年，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和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生活腐化堕落，利用职权，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数额巨大，性质恶劣，被处以死刑，被称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有较大贡献，但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的处理，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反腐肃贪风暴，对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改革开放以来，党情、国情、世情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面临多重考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而造成党脱离群众的最大问题是腐败。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外记者面前首次亮相，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的领导人向腐败“宣战”。2013年1月，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决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要求全党汲取深刻教训，坚定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与时俱进，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在自我革命的锤炼中不断与时俱进。

大革命失败后，残酷的现实使一些革命者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和特点，结合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是“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并具体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个具体条件。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十月革命”中心城市起义之路，而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探索中前进，走自己的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积累了初步经验，也有严重挫折和教训，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982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探索。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国内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前所未有；国际局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中国危胁论等思潮甚嚣尘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